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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0章 政策原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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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文说的这些徐平倒不陌生,前世学的历史知识,“摄关”有些陌生,但后来跟这‘性’质一样的“幕府”可就非常熟悉了。.: 。这算是日本的传统了,“大化改新”的时候国王联合贵族杀了权臣夺权,从此改国号为“日本”,算是终于成了有实权的国王了。可没过多少年,“大化改新”的功臣又重新把国王架了起来,历史完成一个轮回。等到后来再一次维新,天皇又把权力夺了回来,然后疯狂作死,最后又被当成个吉祥物供起来。

    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,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有大一统的基础,所谓中央集权,无非是跟着中国邯郸学步罢了。后来的维新再一次把天皇拱上去,也不过是学完了东方学西方,强扭着硬上。天皇要想做真的帝王,就必须疯狂对外作死,不然就得当吉祥物。

    不过听了王文的话,徐平还是有些不明白,问他:“日本国小岛不少,又山地众多,土地支离破碎我知道。这支离破碎的地方,就有不少强藩,很难捏到一起去。不过你也说了他们现在藤原家一家独大,是事实上的当权者,又喜欢中原货物,为何不想通商呢?”

    王吉道:“都漕官人是天朝上国人物,不了解这些蛮夷小国是情理之中。那藤原家虽然是日本国的第一权势家族,握着国政大权,但在他们国里,远说不上一言九鼎。那国里小藩无数,强得能跟藤原家叫阵的也颇有不少。最近几十年,他们国里内‘乱’不断,就在前两年才刚刚平定了‘平忠常之‘乱’’官人,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,前世就有一个平将‘门’作‘乱’,自立为王。平定平忠常,打了三四年的仗,死人无数。小可之所以说这些,是想让都漕明白,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,但也只是个共主,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。如果跟中原往来,被大宋知道了虚实,随便扶持个强藩,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,改朝换代也是易事。有这个顾虑,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,便就禁了跟中原的‘交’往。五代时候,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,他虽以礼相待,但却拒绝通‘交’,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,可见防范之深。”

    徐平点了点头,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。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,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,说起来如数家珍。

    说到底,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‘交’往,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,是有前提的。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,别说是日本国,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,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。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,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,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“天可汗”的称号,正式形成一国两制。中原地区用汉制,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,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,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。自李世民起,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。

    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,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,主动汉化,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“天王”再称帝的趋势。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,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“天可汗”称号的传统。后来再次出现,就是以‘蒙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。

    “天可汗”并不是始自李世民,本是草原胡人政权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,不过汉文典籍一般音译为“登利可汗”。至李世民正式接受“天可汗”,因为登利本有天的意思,为了以示区别,汉文才改了前面一字,胡人的话里实际与“登利可汗”没有区别。

    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,而是一种制度。即在胡人地区,继续行使可汗制度,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,不行汉制,中央不派官员。唐朝对那里下公文,皇帝的自称也是“可汗”或者是“天可汗”。实际上,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,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,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,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。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,唐朝是一国两制的,汉制和胡制并行。

    对这一点,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‘潮’,而是有清醒认识的。当胡人各部上“天可汗”称号的时候,他说的很清楚“朕以天子之尊,下行可汗事乎?”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,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,都是自降身份,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,并沿用下去,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,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。

    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,有两个原因。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,与胡族有“香火情”。再一个,“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,而朕独爱之如一”,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,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,李世民又是杀兄‘逼’父夺位,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。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,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,大量汉地胡化,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。

    这便就有如割‘肉’饲狼,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‘肥’壮,最终是血‘肉’尽而狼犹不知足。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,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。事实那个时候,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,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。

    这种政策背景下,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,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‘交’往,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。而经过晚唐,北方的战‘乱’带来的血腥教训,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,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,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。

    宋朝的夷夏之防比唐朝严厉了太多,蕃官不论封官爵多大,都一律序位汉官之后,哪怕蛮族里封到三公的,见了知县照样是下级。西北蕃汉‘混’居的地区,不许汉人‘女’子给胡人为奴为妾,反过来也没有同样的限制。

    事情总是有得有失,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汉族的传统区域,但与周边蛮夷各族的关系也疏远了。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国这样,周边的大理、吐蕃、以前的‘交’趾,也都同样跟宋朝的关系比较冷淡,完全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热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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